父亲离我而去已近六年了，他是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去世的，我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，我都会不时的想到他，每回想起他，心里便会隐隐作痛，止不住就想落泪。这一生，已再无相见的可能，我最难忘记的是父亲那微驼的背影和满脸的沧桑。

    父亲出生在一九三八年，于去世时也只活了六十岁，算不得长命，至少在我们几个兄妹的心理，总是希望他能活的越久越好。这不仅仅是在感情方面，更重要的是父亲一生辛劳，没有过过几天舒心的日子，在家境日渐好转，可以放松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，他却撒手走了，没有留下一句话。我知道他是不甘心的，他去世时那圆睁着的双眼不就说明了吗？可是谁又忍心让他走？但那可恶的病魔，你能和它商量吗？你能抵抗的了吗？不能！当它伸出它的魔爪的时候，还有谁能够逃避的开？只能任由着它的摆布罢了。

    我记得母亲和我说过，父亲从小就不得他父母的疼爱，后来更被过继到别家，改姓做了童养子，但是收养他的那家人对他也不怎样，于是，好强的他十三岁那年就离开了这户人家，从此过着流浪的生活，直到遇到我的母亲，才算有了一个完整的家。也许是对此事的愤恨，他至死也没再见父母，也没再踏回那个家一步。但是他又是很重情义的，虽然恨父母，每个月仍会寄一些生活费给他们，算是报答父母亲的生育之情吧。在这一点上，我是极其佩服父亲的。

    至于十几年的流浪故事，他从不对人提起，包括我的母亲和我们几个兄妹，所以我们从头到尾都无法了解他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生活，只能是凭空猜测而已。

    说起父亲和母亲的结合，可以用浪漫这个词汇来形容，因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，感情是一件很奢侈的事。可是父母亲的相爱绝对称得上是浪漫，不要说在六十年代，就算如今这个新世纪，也还算得是浪漫吧，那是一种朴实的真情，令人感动和怀念的。这事是我磨了母亲很久后，她才告诉我的。父亲当然是不会说了，看着他张严肃的脸，你哪还敢问的出口！

   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出了名的漂亮，不要说本村的年轻人，就是远及几十里外的未婚青年，也都闻名而来。于是那些日子，家门口那块垫脚石，也几乎被踩破了。这些求婚者中，不凡教师，医生，政府部门工作的干部，这在当时来说都是属于金饭碗级别的，别人家的姑娘是可遇而不可求，但是母亲却一一的婉拒了。我问母亲为何不从中选一个好的？母亲打趣的说：“如果我找了别人，还有你们吗？”我含笑不语。而后她又说：“其实，那一些人里面，不凡有优秀的人，长的也不错的，可是我当时就是没这个兴趣，所以都错过了。”也许这正是应是缘分天注定的这句话吧。

    六七年的时候，父亲在闽北的一个林场务工，恰巧的是母亲也在山下的田里帮人收麦子，父亲和母亲就这样认识了。父亲当时已是三十岁了，而且由于从小劳苦，本就长的极其平常的脸更是有些老态。但他又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人，见到母亲后，他就喜欢了，又不好意思说出口，于是他每次从林场下来，都要采些山里的鲜花送给母亲，时间久了，母亲自然的也就对他产生了感情。一年后，他们就结婚了。这件事在村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，多是讽言讽语的，说什么的都有：“哟，千挑百选的，选了这么一个好男人”“真是败坏村风，难道我们自己村里就没有一个好青年。”“你看那个男人足可以当她的父亲了。”钱钟书在《围城》里曾说过：“忠厚老实人的恶毒，像饭里的砂砾或者出骨鱼片里未净的刺，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伤痛。”对于这些恶讽的语言，大方的父母亲并没有反唇相讥，而是默默的承受了下来。

    大哥出生以后，父亲又结束了安稳的家庭生活，开始四处务工。当时家里只有几分薄地，父亲是招赘入门的，村里不同意分给他土地，一时间新添了两口人，吃用就骤然紧张起了，于是父亲只好又外出寻工。家里就只剩年迈的爷爷，母亲和大哥三人，爷爷多病，自然无法做活计，生活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的身上。

    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的度过，平凡而又劳苦。之后的十来年时间，二哥，姐姐和我便相继的出生了。家里经济更是紧张，当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，四人帮粉碎了，改革开放正开展的如火如荼，父亲便又回到了福建。他靠着自己的独特眼光和闯劲，在十多年时间里，先帮人务工，积累了经验和知识后，创办了工厂。这时他幸运的遇到了来自日本的商人阿部先生，当时阿部先生也是刚刚建立公司，正在寻求发展目标，恰巧的他们相遇了，共同的爱好和为人正直的性格，使他们成为了生意场上的朋友。父亲创出的各式蒸笼产品，品种多样，很迎合日本的潮流，阿部先生回到日本推销后，得到了大众的青徕，于是，一条稳定的销售渠道就这样在两人之间建立了。阿部先生是个很善良的人，父亲去世以后他仍然和我们保持着联系，我一向对日本人印象不好，他是唯一一个让我敬重之人。

    在九一年之前，父亲的生意虽有些起步，但盈余不多，除了家里正常的生活开支外，我们几个孩子上学都需要花钱。我记得小时候几个兄妹的衣服都是轮流着穿的，大哥穿过给二哥，二哥不够穿了又留给我。新衣服是极少有的，除了过年，母亲会省下糊口的钱给我们扯上一件，因此那时的我日日都盼望着过年。

    父亲回福建后，因为路途的遥远，再没有回来过。这期间直到我十五岁移居到福建，我只见过父亲两面。一次是六岁那年，爷爷去世了，家里一片惨淡，父亲便唤我们过去，我们随着母亲坐了两天的车到了那里，待了半年光景就又回来了，父亲那时仍是艰难的，连住房也没有，我们只能寄寓在姑妈家里。

    九岁那年，我们全家又一次到了福建，那时父亲仍然没有房子，于是就在表姐家暂住，表姐是个长得甚是白净的城里人，很瞧不起我们几个乡下来的人，常呼我们：“乡巴佬。”我们是寄宿之人，反抗不得，只好任由她的讽骂。那时她家里条件很好，桌上时常摆着海鲜和肉类，喷香的气味引得我垂涎欲滴，但却只能闻而不可取之为食，这种滋味实是不太好受，且小孩时节嘴总是馋的。我们家里平素只有一个菜，不是腌的咸菜，便是酱的榨菜。每日皆是如此，一年之后，连连遭到她白眼和讽刺的语言，实在无法再待下去，全家又回了浙江老家。此后的六年，与父亲再无相见。

    我十五岁那年，父亲生意好了许多，就在城里购置了一套房子，我们全家又一次搬了过去，从此才真正的稳定下来，我们也算有了自己真正的家。那时与父亲见面的机会多了，但也不能日日见面，父亲的工厂在乡下，离城里有段距离，父亲忙于工作，偶尔才上来一趟。由于见面的时间少，极少有时间能够沟通，这在我们之间产生了隔核。他很严肃，脸部没有什么表情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似乎从没见他笑过。每次见到他，仿佛老鼠见了猫似的，让我感到害怕。这其实只是他长期以来独自一人生活养成的习惯而已，那时的我并不明白这一点。如果他还活着，我想如今的我，一定能够与他沟通的很好。现在想来，当初害怕父亲实在是有些可笑，他除了表情严肃之外，从来不对我们喝骂，打更是从来都不曾有过的。他对我们的疼爱全表现在心里，只是面上从未表露过罢了。

    九四年，父亲用赚取的资金在城郊买了一块地，盖起了厂房，并把位于乡下的工厂搬了上来，这时候，父亲便能与我们经常相聚了。那时他已五十有六，辛苦了一辈子，他打算放手了，也应该休息一下了。稳定下来以后，他把工厂交给大哥和二哥管理，自己准备着过几天悠闲的日子，那时我和姐姐还在上着学。

    然尔，命运对他却是如此的不公，就在他放手后不久，一次突如其来的灾难把他推向了死亡的边缘。九七年十月初，父亲往上海旅游，突然在旅舍发病，接到他朋友从上海打来的电话，母亲和哥哥心急火燎的赶赴上海。父亲当时已不能说话了，病床要紧的很，没有空余的床位，他就孤零零的躺在地上，此时天气已是异常的寒冷了。瞧见母亲过去，他眼泪便流了下来，就其中含有的深意，我是不得而知的，也许当时什么感受都有：难过，痛苦，期盼，激动，所有复杂的情绪都交织在了一起。

    在上海医院待了两个月，情况略有些好转，转眼年关也快到了，母亲和哥哥商量，就把父亲转回了福建继续治疗，到过年时，父亲暂时都可以回家过年了。过完年又继续回医院治疗，母亲和我们兄妹轮流在医院陪护，一直到七月份，父亲的情况相对稳定，平时也可以起床行走了，我们由衷的高兴。

    但也许是命中注定的，死神总会不期而来，就算不亲自前来，也会寻找别人的手来代替。那日中午，姑妈来医院看望，带了水果，我们都回去吃饭了，只有大哥留在那里。姑妈于是吩咐他给父亲喂食水果，懵懂无知的大哥照做了，他忘了医生的嘱咐，不能吃硬食，结果父亲刚吃了一粒就被卡在了喉咙。此时情况甚是危急，而大哥在这个时刻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他没有去叫医生，而是用手指去父亲喉咙里抠，结果导致喉部感染，不得已医生只好实行手术，切开喉部，此后父亲病情迅速恶化，本已虚弱不堪的身体完全垮了。一个多月后的八月二十二日，父亲终于熬不住，在我们的痛哭声中走了，永远的走了，从此阴阳相隔，再无相见的可能。

    为了这件事，我直到现在还恨着我的姑妈和大哥，如果不是他们的过错，父亲是不会这么早就丢下我们的。但我又深感无奈，父亲已经走了，过多的责怪无用，也许当时他们这样做本就是无心的。

    火化的那天，我们嚎啕大哭的看着父亲被投入了焚化炉，在关上门的一刹那，我感到世界仿佛静寂了下来，一点声息也没有了。四十分钟后，父亲消失了，火化大厅空荡荡的，我们遍寻不着父亲的骨殖。工作人员从炉中取出一些白片，放入骨灰盒里，这就是父亲吗？他的脸呢？身体呢？眼睛呢？没有了吗？没有了！但在白气缭绕中，我似乎看到从未笑过的父亲笑了！

2004年5月16号于 闽 宁